第六届西洽会开幕 助力成渝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员先要证明工会不作为的原因是工会领导人违反了对于工会及全体会员的受信义务。

行政约谈异化的第一个表现是约谈强制化，即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拒绝参加约谈、不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约谈整改意见的行为采取记录诚信档案、行政处罚、限制资质等不利益，迫使相对人接受约谈（意见）。行政约谈异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约谈过度化。

[46][德]哈特穆雷•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379页。将强制力与行政约谈相捆绑，落入古典行政法的窠臼。[46]行政主体约请相对人谈话以防止其违法的一种善意提示行为，并非课予相对人义务，不会导致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其也并未以后续之强制执行为后盾来行使。尚处于发展初期的行政约谈制度有很多不规范甚至异化现象亟须完善与纠正，行政约谈法治化是走出制度上的徘徊期的唯一路径。如《深圳经济特区合同格式条款条例》第21条规定：经营者不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合同格式条款进行修改的，主管部门可以约谈经营者或者相关行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的相关负责人。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此处采用的约谈五分法多基于观察的结果，并非严密的逻辑分类，故不免有所疏漏，如约谈在实践中还有调查取证的功能。如有学者认为，约见谈话只是行政调查的基础，是行政处罚的程序之一，是执法和解的一种交流形式。正如杰斐逊所说的：对暴君造反就是对上帝的服从公民不服从是对有关政策和法律的不服从，是对不正义的反抗，但我们所说的正义或不正义到底如何确定？是否能够仅仅诉诸个人的良心，就像罗尔斯描述的良心拒绝？良心是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它是属于个人的道德判断。

当然，民族边界的划分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是历史、殖民和战争等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究竟哪些族群组成一个民族，通常而言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选择的结果，这就使得民族与族群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或现实的紧张，成为当今世界族群政治与族群冲突的根源。本文拟对公民不服从理论的某种局限，即这一理论所具有的西方性及其在进入当下中国的理论场域和实践面相时可能的境遇做一些初浅分析，以使我们在面对公民不服从时能保持一份理论上的清醒。在派尼斯河的这边是真理，到了那边就是谬误。至于第五段所谓的官僚资本主义，实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结合的产物。

１、公民不服从 实现宪政平衡的重要力量罗尔斯是迄今关于公民不服从问题最重要的研究者，他关于公民不服从对宪政制度的作用的概括一直被视为这一领域的权威论述。这段文字似乎特别具有针对性，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社会，而且中国也正是一个正在养成这些观念的国家。

这种限度集中体现在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所具有的西方性上。但在我国当下的法律体系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制度设置。没有哪个国家、哪种语言有相应的词来形容它。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社会转型期。

如前述，这是值得商榷的。正因为如此，自二战结束以后，公民不服从成为西方国家宪政实践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印度和南非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等等是实践公民不服从的典型例子。而公民不服从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不求助于个人的道德原则和宗教理论，不能单独地建立在集团的或自我的利益的基础之上，它依赖的是表现了一个民主社会特征的公共正义观，而不是个人的正义观。公民不服从所表达的就是公民对这些毫无意义的甚至肯定有害的法律的不服从。

法律不能证明违法为正当，这是说，违法行为的正当性不能从所违反的法律本身得到证明，而只能从级别较高的法律，并最终诉诸实在法之上的自然法才能得到证明。[24]不过，令人惊异的是，社会契约论也为公民不服从提供了的正当性根据。

而且我们也看清了两个意象之间的关系，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落实为或呈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回到了我们上节遗留下来的问题，即多元族群一体性的规范基础何在？宪法序言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中国各民族（族群）而是使用中国各族人民？以及进一步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共和国意象如何能落实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意象？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内部至少存在着两种划分，一种是民族国家意象中的族群划分，根据历史文化的不同，中国人被划分为五十六个族群。另外，在西方，公民不服从及其理论以公民与国家的对抗性关系为前提。

《联邦党人文集》则进一步为这套已经被写进宪法的制度进行辩护，并同时提出了如何规范民主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构想：实行代议式民主、采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分权模式（即立法、行政与司法的三权分立和在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分权的联邦制）、建立对立法的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制度。这并不是中国的特色，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多民族（族群）国家，即便像日本这样族群同质性极高的民族，依然存在琉球人以及阿伊努族。人因为承诺服从，所以有义务服从国家、法律或主权体。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自此以后，无论真心还是假意，任何一部宪法都宣称主权在民，任何一部宪法至少在形式上都确立了共和政体，民主共和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接下来的问题是，宪法序言在使用中国各族人民的同时，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中国人民一词？是措词上的疏忽还是深思熟虑的刻意之举？此外，既然要强调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新中国，那么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中国各民族或五十六个民族，而要用中国各族人民呢？中国各民族与中国各族人民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涉及到多元族群一体性的规范基础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探讨中国的共和国意象以及中国人民一词的特有含义。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那么阶级斗争针对的是谁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在解释人民民主专政时对敌人有一个描述：间谍、特务和新老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反革命活动。

特别是20世纪兴起的公民社会理论开始重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平衡，它强调在公民与国家之间构建起一个中间带即公民社会并通过这个隔离装置实现这种平衡。民族（nation）通常通过领土、主权以及人民来界定，而族群（ethnic group）则通常是通过历史、文化、语言等界定的。

他的概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不服从可以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由于过于强调正义、法律的相对性，Pascal已经陷入某种程度的相对主义。

之所以说当前，是因为，直到今天，我国也还不具备公民不服从的存在前提和条件，对公民不服从的研究刚刚展开，其理论相当贫乏。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警惕，保持国家的专政职能。

当然，这里的敌人不只是中国之外的敌人，还包括中国之内的敌人，因此还需要探讨中国人（注意不是中国人民）内部的另一个划分，即阶级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不服从行为——即对法律的违反——在本质上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的，它需要等待更高的法律或者诉诸普遍的正义、或者诉诸自然法来做出判决。宪法序言第二段道出了1840年之后中国人民的三项任务，即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这三项任务具体表现为第四段和第五段所述的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笔者认为，在我国当下还不宜提倡公民不服从。

有学者认为，公民不服从理论是宪政理论的重要补充，它贯彻了宪政的原则和精神，赋予现代宪政理论以可操作性。而那些基础观念和文化传统，只能靠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去培育。

Godwin认为，政权所依靠的是迷惑。意见无法统一，便只能兵戎相见，一如美国内战。

宪法序言中中国人民的使用与前面提到的中国各族人民的使用不同，它们具有类似的独特特征，即它们都是在敌我对立关系中来使用的，侵略、破坏、挑衅、敌视、分裂造就了敌我关系，凡是站在敌人对立面的，便是人民。当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unitary multiethnic state）时，我们是在ethnic group这个意义上使用民族一词的。

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前面所述的时间维度，呈现了 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的关系，以及传统帝制向现代共和的蜕变，即从天下秩序蜕变为民族国家，从君主政体蜕变为共和政体。更重要的是，清末民族主义传入中国，边疆族群亦有脱离中华民族，独立建国的诉求。序言第一段：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公民社会理论的兴起，为公民不服从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因为，公民社会不仅成为了联结公民与政治国家两极之间的中介，而且成为了公民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平衡器。

首先，公民不服从以法治国家或宪政国家的存在为前提。一、宪法中的中国 1982年宪法序言13个段落1648字，中国一词共出现26次，但含义却不尽相同，时而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时而涵盖中华民国甚至晚清政府，时而又意指时间上无远弗届的作为整体的中国。

晚清以来的这一变迁过程，仅仅是中国整体的内部超越和取代，被否定者依然内在于中国谱系之内，而且曾经具有过正统性和正当性，后来者只有承认先行者的上述特质，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正统性和正当性。进入专题： 宪政 公民不服从 。

罗尔斯认为，具有适当限制和健全判断的非暴力反抗有助于维持和加强正义制度。我只是想指出，法治总是以秩序和社会稳定为其价值取向的，如果以牺牲秩序和社会稳定为代价来实行所谓公民不服从，则是不可取的。